王丹看哈維爾

哈維爾比較吸引我的是他的思想：我自己讀書求知的思想譜系上有三個作者對我影響最大：一是英國哲學家羅素(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)，二是法國思想家雷蒙·阿隆(Raymond Aron)，第三個就是哈維爾。其實，這三個人有共同的特點，他們的知識、思考具有很强的公共性……真正的知識分子按著良心做學問，如果你自己的學問、研究跟社會沒有關連，我覺得充其量不過是一個文人，跟知識分子差得遠。

看了哈維爾的一些作品，他思想中有三點對我有啟發意義，也對我個人有比較大的影響。第一，我覺得哈維爾對政治是從人的角度思考，很少有人從這個角度去看政治。一般我們看政治，都是利益，起碼是從群體跟群體之間的互動來研究政治。其實，政治是有關人的經驗，它始終把人作為基礎，再拿這個來要求政治的運作，做這種要求。第二，從極權社會、後極權社會到民主社會這一波三折的過程中，哈維爾强調公民社會是民主社會唯一的形式。至少使我對從後極權社會到民主社會的轉變多了觀察和想法，我很在意公民社會與政權之間的關係，哈維爾也很强調這些，這對台灣的民主轉型，對中國大陸以後可能面臨的情況，都有很强的啟發意義。第三點，在所有對極權社會有剖析的作家、思想家裡，哈維爾最深刻，至少是我看到的人中最深刻的。他說，在一個後極權社會，以往那種清除異己的作法，已經轉化成某種共犯結構，所以人們擔心現有的東西失去，因為現實生活的好處隨時會被拿走，所以寡言慎行。意識形態維持了一個社會的外表，大多數的人厭惡跟當權者爭論，而把注意力轉移到私人生活，所以表現出對消費品空前高的熱情。我覺得這個看法很深刻，中國大陸現在就是這樣。

哈維爾對極權社會的解釋，至少給我兩個啟發。一，在分析極權制度時也要分析自己，有什麼樣的人才有什麼樣的政權，而不是說有極權制度才有老百姓。是不是有這樣的老百姓，才養成了極權社會？在美國，絕不可能出現極權社會。哈維爾分析極權社會時，很多時候在分析這背後的原因，為什麼我們不敢去反抗、去批判。今天我們分析，從中國大陸來講，面對這樣的極權社會時，是不是那些批判消失了？問題在哪裡？這是哈維爾對我的第一個啟示。另一個啟示是，哈維爾點出了極權的核心利益，這個利益跟人們目前的生活是不是有關係？到底是什麼關係？極權到底是靠著什麼長出來的？它不僅是靠著高壓統治，畢竟，在民國時代的中國，共產黨的確激勵了很多年輕人，它的祕訣到底是什麼？我覺得哈維爾點出了，就是製造一種恐怖氣氛，後極權社會是對生活壓力的影響，你可能需要這東西。極權制度已在社會中逐漸營造了這個氣氛，每個人自己去管住自己，而不是政府來直接管你。過去的東歐、今天的中國都是這種狀況，是人在自己嚇唬自己。極權時，老百姓就是自己嚇唬自己。第二，極權制度把每一個人變成它的共犯，我看中國時，這些關係、結構，都在哈維爾對極權政治的分析中，這對我有非常大的啟發……

節錄自王丹：<公民社會的形成需要有公共知識分子引領風騷>，載於貝嶺著，《哈維爾：一個簡單的複雜人》，(台北：新銳文創，2011)，頁172-175。